国家、社会与政治
任军锋 2006年1月
——英语学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盘点*
内容提要：
英语学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极权主义分析模式（1940-1960）、现代化以及多元论分析模式（1960-1970）和国家-社会分析模式（1980- ）。本文对各个分析模式不同的理论预设和学理指向做了尝试性的考察，并抽绎出这一衍变过程对汉语学术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可能提具有的某些启示意义。
关键词：英语学术界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国家-社会
英语学界对当代中国“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研究在分析框架上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极权主义分析模式，时间大致从194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早期。这一分析模式源自西方人对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想像，他们对前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看法直接左右着对中国的理解。该理论模式强调全球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列宁式政党、领袖在解释中的重要性。极权主义意味着国家通过大规模的恐怖手段和政党主导的等级体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被彻底抹杀，社会制度和社会过程以及个人的自治空间被取消。这一分析模式的经常引用的核心概念包括：对超凡魅力领袖的盲目崇拜、原子化的社会、对民众进行彻底地洗脑以及组织化的国家恐怖。 将这一范式引入近代中国研究，代表人物当推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他们认为中国与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一样，政党-国家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社会长期以来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我们所熟悉的“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 正是以这一基本判断作为前提的。该模式是1950、1960年代美国史家解释中国近世史的主导框架，认为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西方入侵。“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成为解释这段历史的常用公式，其中所隐含的前提假设有二：就19世纪的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是与西方对抗；在这段历史中，西方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角色。
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现代化理论以及多元主义分析模式逐步成为英语学界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主导框架。现（近）代化理论或传统-近代模式发端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与极权主义分析模式相比，现代化理论所提供的分析框架要复杂得多，但正如柯文（Paul A. Cohen）指出的，该模式“基本上是冲击-回应模式的放大”，其背后都有着关于中国与西方的诸多基本预设：“冲击-回应模式把中国描绘成消极的，把西方描绘成积极的，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取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的沉睡中唤醒。” 现代化理论对极权主义分析模式的主要批评如下：在极权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对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变迁的分析仅仅局限在从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过渡。在极权主义分析家看来，社会主义不可能发生变化或转型，因为公民体是原子化的、社会是被冻结的，国家是铁板一块，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政党领袖对马列信条的解释上的差异，而这与事实并不相符合。早期现代化理论在接受极权理论所指出的政党-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的同时，进一步考察其客观后果。在现代化理论的视野中，共产党在获得统治权之后，必然要致力于经济增长，而这样的增长需要工业化和引进现代技术，这就进一步产生了对现代价值和制度的需求，而这些现代价值和制度与革命热情、自上而下的动员、全面控制是格格不入的。如何协调“乌托邦”与经济增长？是共产党体制所面临的困境。随着共产主义社会在发展水平上越接近发达国家，其制度结构将与现代技术社会靠近。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较为认可社会主义官僚体制，认为这是迈向现代性的重要步骤，后来的研究者开始对庞大的官僚机构与现代技术的相融性提出质疑。“从极权主义逻辑”到“工业化逻辑”，现代化理论家改变了争论的术语。极权主义理论认为，一个全能的意识形态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主导力量，将党-国体制视为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唯一动力，这也是一度盛行的用所谓“国家主导型现代化”概括邓改革的基本出发点。而现代化理论却将问题转移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经济的功能性前提，将分析的重点集中在现代技术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价值。 从学理层面看，现代化理论明显受到社会学和经济学（如Talcott Parsons，Clark Kerr，Walt Rostow），以及政治社会学领域以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为代表有关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之促成要件的研究，李普塞特等人有关工业化与民主化相关性的探讨实际上左右了整个一代政治学研究者的思考路向。
越南战争改变了英语学界的学术氛围，战争及其在美国国内引发的广泛的社会抗议运动使整个一代学者开始对以美国所代表的政治、道德、文化神话产生怀疑，西方作为非西方社会发展的未来目标、西方作为衡量历史发展的标尺均遭到质疑。而毛领导下的“文化大革命”使许多西方观察家们发现，毛以及中共其他高级领导人并未如极权主义模式所认定的那样对中国社会拥有完全的控制能力，事实却是，在文革期间，政党-国家对各种社会力量并不具有很强的控制能力，毛时代的国家与其试图控制的社会一样，都包含各种各样相当复杂的力量，而这是极权概念所无法概括的。 极权理论认为，在共产党体制中，只有一个政党，铁板一块，将其意志强加给社会；而多元理论（即利益集团理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认为极权体制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对党的决策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他们研究共产党的管理系统、军队、企业厂长经理以及其他类似的势力群体。
1980年代以降，发生在中国的巨大变化使许多西方观察家们深感迷惑，许多在已有解释范式和理论逻辑看来根本不可能的变化事实上却在中国发生了。许慧文（Vivienne B. Shue）对1980年代早期英语学界的这种尴尬处境做了如下描述：
中国当时发生了深刻的让人琢磨不透的变化，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使对那些严肃的观察家来说，要对当代中国事务做出有见地的评论也变得空前困难。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某些先前在大多数学者（包括我自己）看来在实践中不可思议的变化实际上却在后-毛时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中发生了。我们中间那些最为优秀的学者不仅对围绕中国政治生活思考什么失去信心，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去思考了。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者们开始对现代化理论和多元理论及其基本假定提出批评：首先，现代化理论用西方理想化的图景反衬社会主义的发展，误用了比较方法，从西方的角度分析中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独特性认识不足。中国的发展并未如现代化理论家们所设想的那样：经济自由化将带来政治民主化； 其次，现代化/多元理论仅仅局限于考察政治精英和官僚集团，使他们的分析视野大受局限，忽视了国家以外的社会群体可能产生的影响。
由于冷战背景和中、西之间的隔膜，一手资料相当匮乏，这就决定了前两种分析模式所无法避免的局限。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使研究者们有机会获得第一手资料，许多学者还亲自来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大量只有在中国找到的档案资料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
1986年和1988年，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英语学界中国研究开始步入“第三代”。 其中许慧文《国家的触手》（The Reach of the State）一书在对极权主义分析模式和各种多元论主张做了系统批评，并对国家-社会分析视野做了系统阐发。这一分析视野主张：首先，研究者应当明白自己研究的不是静态的机制、体制，而是动态的过程，任何对社会结构以及国家结构的讨论都要以对过程的意识为前提。这种过程不仅意味着时间上的衍变序列，一种有关政治体所受“冲击”或“累积效应”的口述史，而且意味着考察那些构成并推动政治体本身且彼此处于紧张状态的内在要素之间的起伏模式，所有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型构式的相互作用（mutually conditioning interactions）；其次，与此相关，结构（制度、组织、常规）与文化（态度、信仰、符号）、国家（官僚机构、军队、政党）与社会（精英、村落、家庭）各要素之间互为因果、彼此交织、相互形塑，这些彼此相异的要素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型构过程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构成中国政治生活质料的完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交织物”（social intertexture）。 这一“社会交织物”正是新的国家-社会分析视野所涵盖的对象。
国家-社会分析模式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创制（State-building）、国家统治合法化过程、国家能力、公民社会、市场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关联性、政治统治与社会抵制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政治修辞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国家合法化努力与各社会力量的不同反应等等。在他们看来，政治变迁的动因、性质及后果是国家机构与整个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结果。在这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的。国家-社会分析模式认为，任何对国家能力的评价不仅要考察国家的各种要素和不同层次，而且要考察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性质。1990年代以降，国家-社会模式成为研究者们分析后-毛时代中国改革的主导范式。
如果说第一代研究者的“极权模式”和第二代的“现代化或多元模式”分别来自前苏联（包括东欧）和美国的政治经验，那么第三代研究者的“国家-社会模式”则主要来自欧洲尤其是法国近代政治实践。在国家-社会分析模式下，有两部经典作品值得注意：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和斯考克波尔（Theda Scokpol）《国家与社会革命》（1979），前者的比较视野涉及法国、英国、德国，而后者则是对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比较分析。
对于国家-社会分析模式，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现主任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指出，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使最为险恶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地方的离心倾向、官僚的腐败、地域之间的恶性竞争等，都有可能使中国的政治体走向崩溃，并导致各级政府机构之间、沿海与内地、西藏、穆斯林与汉族甚至广东人与上海人之间的毁灭性冲突。对这些问题的认真思考需要我们超越国家-社会的分析视角。在裴宜理看来，“国家”、“社会”这样的概念太简单化而且过于笼统，中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各级政府之间的分歧和差异在这一分析模式中被隐没了。国家-社会分析模式固然推进了研究者们对中国政治体运作和变迁过程认识上的深入，但要对邓时代中国复杂的变迁过程更为深入的分析，则要求进一步分解诸如“国家”、“社会”这样过于“笨重”的概念。 国内也有学者对国家-社会分析模式的“潜台词”提出了质疑，如强世功指出，该分析模式若直接移入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将在客观上对国家权威产生消解作用。
与其它任何社会科学概念一样，“公民社会”这一概念必然要面临其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1989年天安门大游行实际上是国家控制下的单位动员的结果，这使人们不得不对中国社会的联合自治性提出质疑。裴宜理指出，与其极力在欧洲历史上寻找对应点，还不如将主要注意力转向中国自己的历史。 正是鉴于中国的地区主义以及官僚系统分化有着深厚的传统，这就使许多中国史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区域研究上。
与历史学界相比，政治学界则更加强调一致性而非差异，他们对新的资料和文献并不如前者那么敏感。他们的主要资料来源包括：少数通过实地采访和田野调查，而大多数则主要依靠中国的媒体：例如报纸、广播等等。虽然中国的媒体校先前更为开放，报道量也增加了许多，但它所提供的信息很容易使研究者遭到误导，中国政治秩序内在的运行模式很容易被掩盖。
近年来，中国出版了大量新的原始资料。各省、区、县的《地方志》，这为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虽然这些《地方志》的格式往往千篇一律，但在内容上各地方差异很大，而且内容较为翔实，如陕西省的《临潼县志》、安徽省的《灵壁县志》。在对国家机关内部的比较研究方面，反映党和政府组织历史的《组织史资料》，从1920年代到1980年代，为研究共产党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组织建制和组织结构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如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上海政管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等。此外，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各种案件汇编，为研究不同地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机关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如1985年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案例与案例评析》；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疑难刑事案件分析》；最高人民检察院1990年出版的《刑事犯罪案例丛书》。大众文学也是反映中国政体内不同阶层心态的重要载体，如陈宪法描写文革的《民族泪》。各省、区、县的《年鉴》、《百科全书》以及地方档案，都可以为政治学研究所利用。这些资料都是从时间和空间上进行系统比较分析的重要基础，而这正是建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的前提。正如裴宜理指出的，中国不仅是各种外来理论的实验场，而且能够成为新的分析理论的发源地。中国政治将从外来理论的“消费地”过渡到新理论的“生产地”。
英语学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范式的衍变似乎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
首先，就英语学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模式的更替来看，其代际承继（“思变”）与中国政治变迁的节奏（“事变”）基本吻合。分析模式的不断更新源自研究者对中国政治变迁过程的仔细观察和学术敏感。多谈“问题”，少讲“主义”，理论在实践面前永远是第二位的，不是拘泥于理论本身的圆通，而是时刻注意反省已有分析模式对中国实践的解释效力。方法（主义）不是“先入”性的，它更多地是研究者对作为研究切入点的“问题”的准确把握基础上不断“追问浓缩”后的自然延伸。这就要求问题提出方式的恰当性，问题的提出正当与否是形成有解释力概念的前提，而正确的问题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思维陷阱。 问题提出的方式、分析模式（框架）都是开放性的，都有大量有待进一步修正的余地。随着研究者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的丰富，对中国政治发展内在动力和轨迹有了更为深刻而准确的把握。如果说英语学术界第一、第二代研究者对中国的认识还带有相当的想像成分，那么第三代研究者则有机会直接面对中国，对中国社会的民情世态有了切身的体验，这也是促使他们不断反省以往研究范式之局限的首要动力。
其次，在英语学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受到历史学研究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研究者所受专业训练方面，而且体现在相关著述的学术视野和叙述方法上。政治科学研究者只有借助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所提供的人文视野，才有可能对其问题的提出方式以及研究背后的基本预设进行不断反省，保持对政治世界的体察和敏感，将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旧制度”即晚清社会与革命后社会往往被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单元，代表人物如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柯文、裴宜理等，他们强调的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连续性，进而从空间性和时间性上全面检省表现为所谓“西方中心论”的狭隘主义（parochialism，柯文称之为ethnocentric distortion，即种族中心式的扭曲）以及简单化的、带有强烈目的论色彩的传统范式，更注重（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随机性和独特性。 英语学界当代中国研究深受历史学学界这一研究视野的影响，晚清以降的中国政治史构成了研究者们观照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框架。这种对中国情境（Chinese context）的强调的潜台词是：中国社会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中国内部。
第三，在方法论上，研究者们力图超越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宏观与微观这样非此即彼的两极视野。许慧文提出研究者应当时刻保持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双重视野（deliberate double vision）：既要看到最细微的细节，也要看到最宏大的架构。既要借助放大镜观察到“社会交织物”的每一条纹理，也要领会社会织锦（social tapestry）的整体布局。 国内史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积极回应，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当属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 遗憾的是，国内政治学界却相对沉寂。传统与近（现）代、旧与新、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这些理论上看似相互对立的范畴（“中西古今”）在历史和现实中却经常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恰当的研究应当首先在视野上超越这一非此即彼的对立。在他们看来，“宏大架构”（grand design）与“精微细节”（fine detail）相结合，应是有生命力的创造性学术研究的关键。细节可以帮助我们将活生生的经验和生活境遇与抽象的理论相比照，赋予学术研究以生机。具体的研究步骤是：首先由某细节产生一定的洞见，尝试性地提出新的概念，再进一步为这一概念寻找更多的证据，最后探索概念的一般适用性。即：局部观察→大胆概括→新概念→寻找进一步的证据→寻找概念的一般适用性。 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华北农村的局部观察基础上提出的国家权力“内卷化”（involution），许慧文对河北新吉农村田野调查基础上提出的中国基层村落的“蜂窝”（honeycomb）结构，都是沿着这一步骤提出的。
第四，与此相关，主张抽象的政治学理应当与具体而微的民情世态相比衬。这一做法上升为具体的研究和叙述方法就是柯文将其称为“移情法”（empathetic method）：即认识主体为了更为深刻地理解对象，以自身的思想、感情、经验为基础进入对方人格，切身体验对方的思想与感情的做法。“移情”意味着“设身处地”，也就是韦伯所说的“神入理解”， 在米尔斯那里，就是作为视角转换能力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不过这里的“移情”并非价值和道义上的，移情不等于同情，它是为了理解对方，设身处地地体会对方的思想、感情和处境，并不意味着赞同对方的思想感情。 “移情”方法源自解释学传统，这一传统在思想史领域已经信誉扫地，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时有一定的修正。许慧文进一步将其阐发为“怀疑式移情”（skeptical empathy）：既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设身处地地从当事者的角度考察行为、事件本身。这种距离意味着“一种不带个人道德好恶的超然客观、不偏不倚，这将使我们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尽可能做到公允”；而“移情”则“要求社会研究者至少在某些时候必须将个人的理解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们活生生的经验和境遇做比照。”怀疑眼光是创造有说服力的学术或思想成果的前提，而只有通过“移情”，才能赋予“抽象的学术研究以生机”，揭示学术研究背后所隐含的现实意义。 在表述中通过对细节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这种叙述策略取自人类学），借以呈现当事者所处情境的鲜活性和复杂性，体察当事者的动机意向，缩小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
第五，与作为“旁观者”、“观察家”的英语学术界主流相比，对目前汉语学术界的政治研究者来说，政治学术（“学”）与行政技艺（“政”）往往处于“合则两伤，分则两害”的困局。片面的“价值中立”会使政治学术陷入自闭自恋，最终陷入干瘪空疏；而在研究者尚未对中国的“国情”、“民情”准确把握、未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进行所谓“政治（行政）介入”，很容易贻误国民，这恰恰是与学者的责任伦理背道而驰的。或许韩非子的一句话值得中国政治研究者铭鉴：“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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