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续中体西用的余脉
关于中国思想深度的对话
曾 亦 2007年6月
中国道路：中体西用
青年：在采访丁耘老师的时候，他提到过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现在你说读先秦诸子，没人会反对，可能还会有人钦佩，但是，你一说读经，马上打你的人就来了。据说你们当年读书小组从经书入手的？
曾亦：确实如此。经由五经与四书之分。我们最开始从读四书入手，而对四书阐释最为细致透彻的当属朱子之《语类》与《或问》，从这个角度入手，我们发现，现代人所能想到的解释其实古人都讲过了，古人思考的缜密深入远远不是现在人所能够比拟的后来我们传到读五经。五经较之四书，内容要多得多，更不是一般子部类书籍能够相比。譬如，《大学》、《中庸》仅仅是礼记里面的两篇而已，而《论语》在汉代仅仅是传而不是经，《孟子》也属于儒家子部类，算不得经。通过读五经我们发现自己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古代世界，同时对古代思想的领会也更为深入全面。
青年：这应该就是你们所说的“通经明史”。那么，思想史研究中心的宗旨里的后半句华――“识体达用”该怎么去理解呢？
曾亦：就我的理解来看“体”应该只对经典本身的深入研究，“用”则指我们的学术研究同时有一种现实的关怀，换言之，我们即使在深入的研究最古老的经典同时也是在把握最有时代生命力的东西。因此，我们理解的“思想史”，跟现在各学科体系中的“思想史”门类不一样。可以说，我们讲的思想史实际上近乎中国古代的学术，因为，不论是汉代的经学还是宋代的道学都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一种非常严格、只有少数人才能深入掌握的学问，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最现实的关怀我们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青年：这个“体用”之名似乎很容易让人想到张之洞当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里的那个“体用”。
曾亦:确实有这种关联。清末以来，现代中国的主导思想潮流，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这三大思潮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反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提法。再者三种思潮看来，西方才是体，而中国只是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有非常经典的表述，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是说“普遍真理”是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那里，而中国革命只是具体实际，虽然有些自己的特色 否则就更不用说了。至于标榜守护传统文化的新儒家，也还是这个路子。譬如，牟宗三先生有个“良知坎陷”的说法，其目的还是想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引出科学、民主这些现代西方加值来，可见，在牟先生看来，普遍真理还是在西方，他的任务不过是把这些普遍真理在中国具体实现出来。可以说从清末以来的一百年现代中国思想一直是这样，我想现在到了中国开辟真正属于自己的新世纪的时候了。
青年：那么，在您看来，中国这些不能被所谓科学民主的“普遍真理”所包括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曾亦：在我看来，现在到了提“中国道路”的时候了，但是，这个提法与以前“中国特色的道路”的提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只要讲“中国特色”，就意味着那个“体”在西方，而我们中国不论怎么搞，都不过是“具体实践”而已。譬如，首先有一原本、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然后才有一个“变种”意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因此我讲的“中国道路”，实际上是承续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提法，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东西才是体这好比中国古代讲的“辟异端”：一方面，把一切外来的东西当作杂草；另一方面我们把这些杂草锄掉不是要彻底抛弃它们，而是像农夫一样，让它们腐料、变种，以便能当作养料来加以吸收。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好比潜藏很深的老树根，旁边时有杂草生长，我们经常要做处杂草的工作，这本身就是培植根本的施肥过程，绝无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好像“辟异端”就是“闭关锁国”就是“盲目排外”。我想，这样一个工作对于清理中国自身的道路是非常必要的。
当下问题的传统解答
青年：譬如您在“经籍选刊”里做的那些校点工作，用意也是要清理中国自身的学统，但是，当我门面对中国古代那么庞杂的思想资源，现在这种清理工作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原则呢？
曾亦:这里面有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这与我们自己的研究方面有关系，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判断，到底那些东西既能够代表古代学术又有现实的生命力。譬如，现代新儒家认为传统是有价值的，但是，他们认为价值只是在于讲道德修养的那一块，中国比西方讲的多，讲得好，所以他们着力发挥了这个方面。
但是，在我看来，这样讲远远不够。因为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价值决不仅仅在于为现代人提供某种内在道德修养的地方，而且，他应当能够为各方面的制度建设提供某些有效的资源。现在人类不论讲法治，还是讲市场，都是在强调建立一套制度。如果传统思想只是像新儒家理解的那样，只能提供某种内在的道德修养的资源，而在制度方面没有什么建树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搞制度建设，就只能去西方找了。譬如我们要讲政治改革一般人脑子里能够想到的就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了，这种思想的危害现在越来越明显了。还有，我们搞市场经济，脑子里也脱不了西方自由主义那个模式，现在中央讲“自由创新”，如果眼光只是盯住西方，怎么可能有创新呢？再怎么学，也只是“摹本”甚至只是“盗版”而已。我看到现在有些经学家在解释浙江的成功经验时，既没有追溯到苏联的模式，也没有谈到对美国模式的学习，而是溯源与我国古代的晋商传统。既然市场经济都可以在古代找到渊源更不用说其他方面了。
青年：可是，这种寻找“渊源”的做法是不是流于经常见到的所谓“古已有之”的论调里面去呢？
曾亦：其实，以前许多人讲“古已有之”，往往只是在著书撰文的时候讲讲而已，并无太多的意思。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却是一种非常深入细致的考察，即如何了解那些传统的东西确确实实能够以某种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到现实的过程之中这绝对不是要在书本上去找某种现代因素的胚胎、萌芽，而是试图真正回到自身根柢里，从而自然使这些传统的要素有效地参与中国道路的具体实践中来。
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近期我看到一些关于家族企业的讨论，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按照我们的原来对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家族企业这种模式应该是被排除的，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现代企业中如果能够容纳一些血缘的因素对于企业管理是非常必要的。最具有现代性的大工业生产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目前要搞的新农村建设了。事实上，宗族在很多地方都有复兴的迹象，但是，我们许多学者往往有根筋转不过来，总觉得这些封建落后的血缘关系是民主制度建设的敌人，比欲尽处之而后快，然而，我们发现乡村民主建设屡屡碰壁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换一个思路，已一种开放的心态去容纳这些传统因素呢？我们为什么只能对西方开放，而不能对传统开放呢？
“不究诸理论无以济实际”
青年：您在《复旦大学社会学论坛》的序言里写到的“古不考诸古典，无以知现代；不究诸理论，无以济实际”，这是不是说，当我们面对越来越多的现实困境的时候，应当越来越多的转向传统去发掘解决问题的资源以中国本身为体呢？
曾亦：是这样，我们就拿公羊学来谈谈这个问题。公羊学在古代各种学问中可以说最具有现实关怀，相当于西方人讲的政治哲学。汉代讲《春秋》实际上指的就是《公羊学》，而《春秋》在汉代被看作五经之冠冕，地位最高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春秋》最难读因为它讲“微言大义”，讲“一字之褒贬”所以古人读五经之顺序，一般是先从《诗》入手，再后是《书》、《利》、》《易》，最后才能读《春秋》。其二,《春秋》在汉代有意识形态的地位汉代变革秦之弊政，就是依靠《春秋》而建立起一个新社会所必要的各方面制度设施。可以，《春秋》的地位很特别，很重要，非其它经典能比。
到清代经学复兴开始复兴的东汉古文经学，然而到了清代嘉庆、道光以后，以公羊学为主体的西汉今文经学复兴了。可以说，中国传统学问的最后形态，就是公羊学而且公羊学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晚清以来的整个社会的大变革实际上就是由公羊学推动的，这在康有为身上体现得最为清楚。因此，我们现在讲经学，跟港台新儒学不同不是接着宋儒讲，而是接着清儒讲。这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经学是中国学术的最后形态，也是最高形态，我们接着清人讲，是为了能够真正站在巨人的肩上。另一方面，它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远非古代其他学术可比，能够由此引导我们思考现在的所有现实问题。
现在研究公羊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与现实的状况有很大关系。自80年代以后，不断有人在讲政治改革，但是不管怎么讲来讲去政府都不敢放开手脚，这在苏联、东欧的一系列变化以及现在美国喜欢玩的那套把戏上可以看得清楚，这太危险了，一不小心就会要变天。但是，政治方面又不能不有所建树，而西方的东西又不能完全搬过来用，所以，当我们西方的政治传统之外寻求某种新的资源时，自然就发现只有公羊学才能够担当这种重任，这个道理是在太简单了。譬如蒋庆先生，可能是目前国内讲公羊学最早，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借传统的政治学说来对抗西方的政治传统。可以说，将公羊学的人是真正爱国的人，是想真正为政府做一些建设的工作，这与那些自由主义者不一样，他们对西方那种一往情深的情结搞的他们忍不住就要去“卖国”很多这样的人完全是这样非理智的去“卖国”当然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更无足论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方向反过来，去对抗西方的这些祸害非浅的东西。
青年：这是不是因为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了西方思想在面对中国问题时所具有的限度有关？就像丁耘老师在一次发言里讲到，“以中国解释中国，以中国重构中国，可能是揭开前人思想史的纽结和困境的一条出路”。因为“思想史”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西方概念。
曾亦：当初我们使用“思想史”这个概念也许有偶然的因素，但还有一个考虑，这多少能够把来自各个不同学科门类的老师都能聚合在一起，这毕竟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与历史学科史讲的思想史关系不是太大。
我们这一拨人做思想史实际上立足于两点：其一，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纯学术研究这与时下网上各种思潮不一样，尽量做到让思想能够与审慎的学术研究作为根基。其二，思想与高居与象牙塔里的学术不一样，始终有一个现实的向度，可以说思想史最贴近现实、活生生的东西。但是，我们讲现实关怀，跟现在许多做经验科学的学者又不一样，我们越来越看到这样的现象，许多学者有意无意的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眼中的现实，不过是自己身上的现实利益而已。我们看到许多学科大佬级的学者是在为利益集团代言，而一些小的学者，则为某个企业、公司打工，做做市场调查，变相搞些市场营销之类的玩意。他们这种做法，根本不能叫现实关怀，因为他们偏离了一个公正的立场。所以这个时候许多学者就常常喜欢打着客观中立的旗号，但是，他们既不客观，也不公正。
因此，我们从事思想史的研究，主要贯穿有两个想法其一，做真正的纯学术。我们是自己为自己做学术，用宋儒的话说，我们这是“为己之学”，而不是“为人之学”既不是那种以项目拉动科研的成利性研究。其二，同时又要使自己的学问最贴近现实，但不至于沦为某些现实利益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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