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法者到阐释者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与角色
洪 涛 2007年6月
□文/《复旦青年》记者 康凌
“我们的长处应该是在学术研究”
青年：在您翻译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的前半部分，鲍曼梳理了西欧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知识∕权力”共生现象，这种对于被称作“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策略的梳理对于中国当前的知识分子问题有一些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呢？
洪涛：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历来都有很多讨论，但我当时翻译这本书的着眼点并不是知识分子的问题，而在于它的有关知识分子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关系的论述：知识分子是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鲍曼的这本书很好的揭示了这一点，既知识分子并不是一般地与国家相对立，它实际上是在国家的张力中推动国家建设这一进程，同时在现代国家的成熟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的功能和角色。
中国现在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确实存在。但中国的这个问题又和西方不同，一方面中国有着深厚的士大夫的传统，许多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是有士大夫精神的甚至也有不愿意被称作知识分子的，另一方面源于西方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有影响。我们置身于古今中西这一大氛围之中种种因素让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异常。
在比照西方理论的时候，似乎不能单线进化的方式来看问题。西方的今天，不见的是中国的明天。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必须放到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来具体讨论。
青年：在康德那里知识分子可能就是“有勇气在一切事务中使用理性”的那群人，那么知识分子如何确立自己的发言立场呢？
洪涛：我和康德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我不认为我是康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发言并不是基于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是基于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人。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发言可能是处于对国家、民族、民生的关切但并不因为是知识分子，才能发言或必须发言。当然，知识分子的发言有其长处。这就是，他们的见解可能是建立在扎实的、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非知识分子当然也可以发言的，人各有其所长。但每个公民都有关怀国家、民族的命运的权利这一点而言，他们并没有不同，并没有人可以说比其他人更有特权。所以不能说知识分子因为拥有理性这一个武器（姑且就算这一点是成立的），就有充分地理由来发言。一个学者，当他的发言，不是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时，其实和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青年：具体怎么来解释“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的公共问题的发言呢？
洪涛：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对他并没有学术研究基础的公共问题，作一种纯粹立场性质的表态，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意义。前面讲过，当他这样表态的时候，与一个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就不必承担讨论现实问题的责任，而是说，学者应该把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的关切结合起来。但是，这也不是说，这种结合就是把现实中的问题，直接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真正的学术研究本身，必然包含真正的现实问题与其中，古往今来的真正学术，在本质上都是对它的时代的人与社会的重大的根本的问题的回应，而且，这些问题往往超越了它所处的时代，思想史研究的，往往是一些古老的问题，似乎于现实无关。但是可以说，愈古老，愈具有现实性今天有人会讲《论语》很多人喜欢听。这个《论语》成书在两千年前，汉代的人觉得它有意识，有现实性，唐代的人觉得它有现实性，等等，所以就传下来，成为经典。因为《论语》所涉及的是普遍性的，永恒的人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所以它离我们不远，而且很近。它应对的是最真实的问题。因此，对《论语》的真正的学术研究，可能是最具现是性的。这就是真学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不能认为，只有那些直接把当前的现实中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的学术研究，才算是具备现实性的。真正学术研究所面对的，不是那些表面的、时髦的问题，而是那些根本的、长远的问题，因此，问题的新旧、时间的远近，并非是否具备现实的标准。思想史研究探寻的是人的根本，只有知道了人的根本，才能知道当下的真正现实。因此，有时候，最具现实性的学术研究，倒出自那些好古之学者之手，而许多以看似热门时髦的话题为主题的研究，倒完全缺乏现实性。
学者无需特地去关注现实，他只需感受现实，同时潜心于真正的学术研究，此时他的这种感受，就会是对生活中现实性的真实的体察。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是推动学术的真正的进展，是扎根于真正的学术研究，可以相信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不是要学者离开书房，倒是恰恰相反，即真正的学术研究，是把握现实的基础或条件。
青年：这个态度是不是能上溯到中国的“士大夫传统？所谓国家、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洪涛：士大夫是官员，关心国事、天下事是他的责任。但若是一个纯粹读书人，没有功名，一般来说并不太会去与闻政事的。像在清代，博取功名对许多哪怕大学问家来说，都不见得是一条坦途。经学家，进不了士大夫圈子，他们的学问，在读书人中会有影响，但不会对民众产生影响。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往往体现在学术研究之中。
“建构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从而能够相互理解”
青年：回到现实中国的环境中，对于80年代到90年代的知识界，李泽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评价就是“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而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许多年了，回过头去看那两个十年以及之间的专向，是不是也有些经验可以汲取？
洪涛：首先，一个好的思想家应该是学问家，或是说是有学问家的素质，尽管他不一定以学术作为职业。在反思80年代时，常有这样的说法，说是学问空疏。这个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但也不能走过头。学术是为了人生的，在这一点上80年代人可能做的更好。思想是学术的灵魂和归宿。今天要把80年代人的思想的敏锐、活跃与大气，与90年代对扎实的学问追求结合起来。不能持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
有了学术这一共通的平台、才有了形成共识的基础。缺乏这样的平台，仅仅站队、并没有积极的意义。
青年：所以现在知识分子的任务可能还是应该在各个共同体之间建立对话平台？那么如何看待这些年知识界的许多争论呢？譬如前些年的所谓的“新左”与“自由主义”的相互批评，是不是也是一种对话？
洪涛建构一个比较好的学术平台，从而能够相互理解这是我觉得比较适合的态度。至于过去的争论，在我看来，站立场贴标签的意思多于地学术研究关于“新左派”、“自由主义”，真正的学术研究少，口号式的应用多。这场被挑起的所谓“争论”在我看来，从学术上来说没有意义，甚至有一种消极的意义即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我觉得儒家有一种态度很好，就是反求诸己。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这个社会就不需要大家老是去关心别人的事了。中国这百年来救亡图存的压力太大，所以可以传下去的学术成果并不是很多。1649年的时间，洛克在保王派的威斯敏特学校读书，当时英国处于内战状态，世道大乱，国王查理一世就是洛克就读的学校附近被处决的，但洛克两耳不闻窗外事，闭门读书。这并不妨碍他后来成为大政治思想家、大政治家。黑格尔在还是青年教师的时候，德意志民族也可说正处于生死存亡关头、耶拿被围，黑格尔怀揣《精神现象学》手稿，又躲又逃，在这种气氛中写完了《精神现象学》。现实的困境其实会融入思想但思想决不应屈服于现实的困境。马尔库塞《自传》讲了一则佚事，萨拉热窝事件（一战导火索）发生时他正在弗莱堡大学，一日，路上遇到一个学生后者惊恐不安地问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马尔库塞说，是萨拉热窝。那个学生回答不是是李凯尔特的讨论课不上了！该学生后来被派往前线，来信说，他至今还是认为康德的第三对第二律背反，比整个世界大战来的重要。我想为学者是要有些这种精神的，对他们来说，对那些永恒的（但在情境下不一定是迫切的）问题的探索绝对是压倒一切的，而不应该赶时髦、随风转。人必有所弃，而后才有所取。中国的古话是：“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
青年：在80、90年代的反思中有些学者提到，在80年代的文华热中，占主导的可能是以文史哲为主人文学科的学者，而到了90年代，社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相对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可能更能贴近社会生活，更加有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的发言应该有那样一种不同的取向呢？
洪涛：一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能直接见效，比较有用，但这个观点现在的许多西方学者就很怀疑。华勒斯坦70年代起就探讨这个问题，已就这个问题出了不少成果，有些已有中译本。社会科学出兴时有一个口号，就是通过观察然后预测。但实际上我们发现甚至像现代经济学这样的追求精确与实效的科学，它的预测的成果也是不令人满意的。60年代末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认为，“社会科学”这个名称还是改“社会研究”好，他对“社会科学”能否成为“科学”表示怀疑。。想有用并不见得就真有用，虽然这是两个问题。小用和大用也不同。电器使用说明书有用，但社会科技研究难道能类似于这种说明书吗？
人文科学的“用处”很难说。问题不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有没有用，而“什么叫有用”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需要人文科学来回答。所以从这个方面说，“有用”这个问题从属于人文科学，而不是人文科学需要去回答自己是否有用。
人的生活可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器物与制度的方面，这个社会科学似乎比较关心的。另一是人心的方面，这是人文科学比较关心的。看上去各有各的用，但人文科学确实要比社会科学要贴近人心。
“不应指望能直接对公众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
青年：但是如果人文学科要发挥自己的作用譬于丹讲《论语》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媒体的转播这些中介必然会使你的原意发生扭曲。
洪涛：是的。我认为学者尽可能不要通过媒体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布尔迪厄上了电视，但目的是骂电视，否则他就不会上电视媒体的游戏规则和学术研究完全不同。学者遵循的是学术的逻辑，而媒体讲的是收视率。追求收视率就要迎合观众，我想这样的事不应该有学者来做。学者的岗位在他的学术共同体在他的研究室和他的教室他通过学术的方式直接影响同行、影响学生、从而间接对社会有影响，但不能指望一步跨的太远否则愈速则不达不应指望能直接对公众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理论影响实践的过程其实是很曲折的，都要经过无数的复杂变形。对于理论对实践的作用，不能太天真。理论和实践之间有一一个非常宽阔的中间地带谁也不知道理论在经过那个地带时会发生什么。所以学者不必老想着要去影响公众尽管学术是会产生影响但这不应是学者的主要目的学者的使命是把问题（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理论问题）从学术的角度弄清楚。宣传不是学者的事情。
青年：那您怎么看待赛义德、乔姆斯基这样的西方知识分子，他们的确已经以自己的言语或实践对公众产生了作用，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洪涛：乔姆斯基是我非常佩服的美国学着。但应该注意到，他所关注的现实问题，用今天的学科划分，应该属于美国外交和国际政治，但是，如果你去读一下他的书的话，你会发现尽管他是一位一流的语言学家，但他在有关国际政治方面的发言，同样非常专业。乔姆斯基对美国外交政策外交史方面有过长期的研究，他对细节的把握对各类原材料的驾驭，绝不亚于这一领域的一流专家。2005年，已过古稀之年的乔木斯基与哈佛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德肖维兹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就中东和平进程这一问题作了公开辨论，说明他不仅仅是一个业余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过，不管影响如何，作为一个学者，都应尽可能把这种影响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
青年：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先对中西两个传统有一个清晰的把握，然后再在具体的传统语境中去考虑我们的实践行为？
洪涛：今天中国人做学问，中西问题是没法避免，这一问题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存在，并且是我们考虑许多问题的前提。中国学者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会处于这两大传统的张力之中，以中观西，以西观中，以中观中，以西观西，这些争论将会长期存在。当然，这些视角的存在及其争论，从根本上还是为了要融合这两大传统。
佛教进入中国，经过数百乃至近千年，到宋代的新儒家，似乎使儒、释、道获得了和解。西方进入中国，如果从明代中叶起算，迄今有五百多年了。这个时间与所面临的问题之巨与难相比，并不算长。他的解决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今天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事情。
其实，研究西方思想史，研究西方整个学术源流，才起步不久；而中国学术传统的传承，也停顿了相当长的时间。工作才刚开始。需要有人来铺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前仆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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