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们]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中心简讯

思想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3月,该中心是复旦大学人文学科青年学 者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以“通经明史,识体达用”为基本 宗旨,积极推动文史哲等多学科研究的互动与合作,吸引了来自校内外 众多优秀青年学者的积极参与。中心成立以来,中心在校党委的领导下 ,在文科科研处的关心下,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学术活动,并出版《什么是思想史》、《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经学、政治与现代中国》 、《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逻辑与形而上学》、《希腊与东方》、 《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等七辑集刊。

网站首页     中心文章     通识教育     成员著作     中心活动     中心成员     资料下载     辑刊投稿     中心简报     中心论坛    
思想照进现实
学术如何言说当下

复旦青年   2007年6月

□文∕本刊记者 康凌

“做学问,要有一种现实关怀.”

1993年,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之邀主持当年的瑞斯广播演讲(Rrith Lectures)当BBC在1992年底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后,这个历来在英国知识界颇负盛名的系列演讲节目忽然受到了一部分人的严厉批评,赛义德因为积极参与巴勒斯坦事务而被指责没有资格在电台中发表“公正、体面”的演讲,尤其是当人们知道,赛义德的演讲主题恰恰是:知识分子的使命。

在演讲中,他强烈的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的知识分子:“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梁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典范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具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

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 。也因此,知识分子永远是批判性的,对权势是反抗的,对于常规性的权威性的既成事实却不屑一顾。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人,敢于向权威说真话的人,执著、善辩,具有非凡地勇气和反抗精神的人,对他来说,即使再有威权的权力都可以被他斥责”。他们总是处在社会边缘,谨慎的审视着这个世界,以自由与正义为原则进行不懈的批判“到头来都与启蒙和解放或自由有关”。

演讲次年,纽约Pantheon图书公司出版了他的演讲集,书名赫然就是《知识分子论》。

2007年四月的一个午后,我突然就想起了这个驰名西方的巴勒斯坦的人和他的这本书,在光华楼草坪边和煦的阳光里,正在我身边接受采访的是历史系的张巍。

“我们做学问要有一种现实关怀,这种现实关怀可能更重要的是一种批评精神,如果你这个学问是在强调或是加强现在的流行的意识形态的观念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你需要去找的那些研究对象和问题,应当是本身就能够引导出批判性的。譬如在研究柏拉图的哲学观念的时候,我认为从他对哲学的原始的、本初的理解出发,就是最好的一种现实批判的资源。因为现在哲学系所传受的所谓的哲学,都已经偏离了它的本意。”他说。

在美国一路从学士读到博士的张巍直到去年才回到国内,当李泽厚在1994年给大陆学术界做出那句著名的“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评语时,23岁的他还在康奈尔大学古典系念本科,而13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再度面对“学术与思想”的问题的时候,他的问答竟与那个巴勒斯坦人13年前的那本书遥遥相应。

“‘思想’也许沉睡在‘历史’里思想史研究中心却是一种清醒的、活生生的当下活动。正是通过这种活动,在某些关键时刻,那些休眠的伟大传统会苏醒过来帮助我们突破现实的困顿与狭隘。”在《思想史研究》的发刊词上,丁耘如是写道。

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试图将整个思想史研究中心置入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发掘其或存的更深远的意义时,就不得不迎面遇上学术与思想、与现实的问题。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下的语境之中,更加显出它的曲折与复杂。

“它们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

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写道:“1980年代的知识界把自己看作是文化英雄和先知,1990年代的知识界则在努力地寻求新的适应方式,面对无孔不入的商业文化,他们痛苦的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当代的文化英雄和价值的塑造者。”然而时间进入21世纪,作为学院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一群青年学者一方面面对学院体制本身种种约定与规则,另一方面,又要抵御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对学界的大规模侵入,不论是作为立法者还是阐释者,在夹缝之中的他们如何守护思想、言说现实,便成了摆在每一个中心学者面前的问题。

“学者的现实关怀只能通过学术的方式体现出来,而不能通过网络的方式,网络上那全是现实关怀,我们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我们今天之所以把非常久远的东西,譬如说儒家的经典拿出来,非但有必要研究,而且有必要让学生都读,就是因为它们现在还有生命力,它适合了当前的问题。”丁耘说。

“我们时刻在关照中国问题,因为你做中国人,不可能不关照中国问题。”面对同样地问题,任军锋说,“譬如读经典,只有关照中国问题才能显示出它的丰富性因为西方已经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很多东西已经进入技术化层面,而中国所处的现代性已经开出非常丰富的问题,而把这些问题和经典去勾连,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这是非常引人入胜的,这样的话书才能被激活,学生才能有兴趣。”

勾连经典著作与现实问题,似乎是他们不约而同的答案。

“看完那本思想史研究第二辑《共和主义:古典于现代》,虽然文章里有大篇幅的理论探讨与辨析,但似乎总是隐隐有着很强烈的现实关怀的意味在里边,不知道这是我的误解还是选稿和编辑中确实有这方面的考虑?”

面对记者的问题杂志第二辑的主编任军锋答道:“我们关注中国问题,并不是直接讨论中国问题。因为直接的讨论要求你必须有这个学术根底,要求你对中国的近代史、整个学术传统、政治传统有一定的把握。而我们做西学的只能去关照它这个现实关怀不是直接讨论而是一种‘摇瞰’。”

“那么这样的‘摇瞰’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呢?”记者追问。

“以我编的这辑为例,一方面‘人民共和国’是从哪里来的,‘共和’这个理念在中国到底什么意思,这些都是近代在理法上实践上没有理清的东西,非常复杂,非常模糊。从袁世凯、蒋介石到国共冲突,这些是非常大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涉及到共和与党争的问题,这再美国立宪中就是一个大问题当然立国时只是达成了一个临时性的妥协,这里面有一套非常复杂高妙的政治理论贯穿着。但其最终的解决仍未避免诉诸武力,如1861到1865年的南北战争。中国一直没有成功地把党争纳入共和国。共和国没有能力承载党争,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国共冲突最后只能把国民党赶出去。”他答道。

“还是安静的做点学问更好”

理论文本背后的问题时时牵动着中心学人的头脑,也正是这些问题,以及对于问题的敏感与焦虑将他们联接到了一起。

“各学科的侧重各有不同,但背后的问题不能肢解开来看。问题的概念包括现实问题、学术问题甚至文本本身的一些概念问题。我们当时也已经从教很多年了,有自己的研究领域,都已经有了自己的问题,对于不同学科中的核心问题的疑问和思考,还有对于整个社会的观察,大家交汇在一起。”林晖对记者说。

“这些问题都是相通的,看你怎么去体会这些东西,交流起来一点障碍都没有。我们可能一起读书,有些根底,我们交流问题很容易,不受专业局限。这就涉及到大家对问题有一些基本敏感,至于理解不同是理解的问题。”任军锋补充道。

于是,在《思想史研究》第三辑中,出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探讨与论说,“在外面的人到底多少理解我们这一拨人很难说,特别是第一第二辑的色彩很容易让人误解,好像做的是纯学术的。但是第三期就能看出不一样,因为我们还是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既要严密的材料的梳理考证,意义的辨析,还要这个眼光也要时时关注现实,三农问题我们都很关注。”曾亦说,“始终能够把我们的目光专注现实的一方面,另外就是我们能够亲自到现实中去的举动。事情反而要慢慢做,眼光总是要看着那一块,现在脚步还没到那个地步,但是迟早会去。但是又不能太到那边去,因为全部过去的话,这个‘体’那里一块就没有了。”

2006年,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出版和甘阳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的再版引发了一股对于八十年代的怀旧热潮,然而,人们在一面怀念哪个真诚而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年代的同时,也不约而同的开始反思“文化热”高蹈的理想背后的种种不足。而其中或显浅陋的学理积淀――也就是曾亦所谓‘体’的缺漏――似乎是无法回避的症结之一。

“‘文化’热不是一个表面的问题,文化繁荣不一定是一件非常好的,值得夸耀的事情。现在作品研究的量上是一点都不少,但是大家好像没有什么感觉,这个是值得考虑的,但是也不必要忧虑是不是繁荣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东西不是一定要繁荣才是好的。”林晖说道,“学术应该是一件比较沉静的事情,不是追求一种繁荣的效果。”

“把这个重要的思想史的传统能够用学术的方法延续下去,这非常重要。当然,这个传统的工作本身就在关注现实的基础上做的。”他说。

“反其道而行之,坚定不移”

然而,在张巍看来,“在这个年代,可能你选择做学问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性的立场。”他对记者说,“大气候当然很不适应做学问,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认定了做学问这条路为生活方式的话,我们就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坚定不移。学术本身就是一种批判的作用,如果仅仅去迎合当时所生活的年代流行的意识形态的话,这个学问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只有当成为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才有价值。”

这些话不禁让人想起法兰克福学派那句掷地有声的话:知识分子“应该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他们不满当代知识分子普遍地学院化、专业化、有机化、普遍地丧失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思想关怀的现状。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赛义德才会将萨特视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体现了“甘冒重大的风险,以全然的努力、冒险、意志来讨论殖民主义、献身、社会、冲突”的介入态度体现了一个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所应有的立场与姿态。
在《知识分子论》的最后一段,赛义德这么写道:“身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一面,就是能代表经由你的工作和介入所宣告的事情,而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机器人奉一种系统或方式之令行事。既能成功地达成那个境界,而且也成功地保持警觉、扎实――任何感到这种欣喜的人将会体会到那种融合是何等的希罕。但是达到这种境界的唯一方法,就是一直提醒自己,身为知识分子能在主动地尽力代表真理和被动地让主子或权威引导之间做出选择。”

“今天的公众文化依赖的是正在衰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一种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正在与他们的继承者失之交臂。”拉赛尔·雅各比在他那本引起轰动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中不无心酸地总结道:“年青人屈从了他们的世代。”

《最后的知识分子》出版于1987年,那一年,洪涛、朱刚、丁耘、曾亦刚刚进入复旦大学。 
鏇存柊鏃堕棿锛?lt;?echo date_format1($a['time']);?> 
鐐瑰嚮娆℃暟锛?lt;?echo $a['click'];?> 
銆怲op銆?lt;/a>
©2006 www.sixiangshi.org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   版权所有
上海聚中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FIT Tech. 提供设计及技术支持   沪ICP备09002379号-1 [联系我们]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