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在中国
洪 涛 2006年12月
2005年6月“首届中国文化论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其实是我国在全国层次大规模研讨通识教育问题的第一次。这次会议开启了有关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理论研究以及具体实践，它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史上将有重要意义。会议论文及讨论发言最近已经以《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的标题结集出版。考虑到该书所涉及话题的多样性——理论、实践、与他国的比较……本文仅从中国大学人文教育在实践层面所面临的系列问题做一次总结梳理。
从2005年6月迄今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大学通识教育业已从有关“应然”的讨论，进入了“实然”的运作。就目前世界范围的大学通识教育而言，共同生活的实践主要通过本科生的文理学院这一制度；共同传统的体认则主要通过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来完成。大学的通识教育必须进行，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进行。从大的线索来看，大学的通识教育应该有两个目标：共同生活的实践与共同体统的体认。相应于这两个目标，我国大学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设立新式文理学院
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头20年里曾认为，现代大学终将成为一种现代企业，教师（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有如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韦伯认为当时美国大学代表了这一发展趋势。韦伯的话说对了一半，大学的市场化确实篷勃发展，这合乎现代性的逻辑。但是，恰恰是这种市场化的推进，倒是推动了通识教育的产生。通识教育迄今发展最成熟与完善的地方，正是韦伯所认为的市场逻辑最强大的美国。现代大学当然是现代性要求的一种体现，但作为大学，同时也应该是现代性的权衡者，大学不应仅仅是现代性逻辑的体现，而应该是现代性的主导。
现代大学是知识生产与劳动力培训的主要方式，它的知识“生产—消费”模式使学生以消费者个体的形式进入大学，以“知识—文凭”形式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学生消费者与其他学生消费者之间并无内在之关联，学生之间难以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同时，师生之间亦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亦无法形成一种师生的教学共同体。在这种方式中，学生消费者所能获得的，只不过是外在的技术与知识，难以获得真正的生活的知识：如何通过共同求知的方式来探寻一种好的生活方式。通识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克服大学市场化所导致的学生原子化以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利益交换模式，意图在师生与学生之间形成一种有机的知识共同体，共同实践对知识的探索。师生之间不仅是知识传授的关系，而且是对求知这一活动的共同实践。求知不单单是一种认知活动，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
本科生的文理学院为这样的共同体的形成构建起制度框架。但新式的文理学院在中国成立之后，当解决如下几个关键问题：（一）学生是在其本科四年中都呆在学院中，还是在通识教育一完成就从学院中出去？如果学生在学院中只呆一年，那么，他是否会将学院看作是一个过渡，从而学院丧失其作为学生之真正家园的意义？（二）“辅导员—学生”之管理体制，是否应该由“导师—学生”体制来取代？行政式的管理方式，是否应该以自主求知的方式来取代？
研读经典为体
现代社会的异质性使社会共识之基础大为削弱，通识教育的另一目标在于塑造对社会文化传统的共同体认，因为只有在共同文化传承之基础上，社会共识才有可能。文化传统之传承的根本方式，自古至今，不外乎对构成传统核心之经典作品的研读。研读经典是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的主要内容，也是通识教育最普遍最基本的方式。在国内目前已经开展通识教育的一些大学中已建立了核心课程体系，且已经开始运作。接下来的问题是：
（一）通识教育不是专业教育，专业教育（无论是概论课，还是专题研究课）都不应被纳入核心课程。但实际上，在核心课程体系中依然能看到不少概论课与专题研究性课程，而且比重还不小，怎么办？
（二）阅读文本的选择，需考虑的因素有：中西关系、古今关系、文史哲关系、文理关系。
（三）核心课程的教学形式：助教制度与讨论课的设立与安排。
（四）阅读的强度与对学生的要求。
教育者应转变
通识教育存在的诸多难题的根本在于教育行政者与教师。我国大学建国后基本采取苏联专业教育模式，现今在校的管理者与教师自身亦大体在这样的模式下受教育，因此，通识教育观念与方法在他们受教育过程中基本阙如。人的惯性以及制度惯性将使上述两个方面的诸多难题至少在相当长时间难以获得根本解决。
教育者需先受教育，通识教育的教育者亦得先受通识教育。而目前如若有合乎要求的教育者，大体只能是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结果，因此只能是少部分的。在人文、社科与理工三类中，人文专业出身的教师相比之下可能更易接近通识教育的观念，而目前在诸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对经典的研读（一般属于专业的思想史研究）均处于边缘状态，在目前阶段甚至有完全放弃的趋向，因此，社会科学的教师大体也很难直接承担起经典阅读课程的教学。
大学的管理者会看到，通识教育将只能是大学中特别重要的但并不能使大学自身直接受益的部分。目前强调科研成果的数量，强调发展研究型大学，而通识教育似乎与此背道而驰。一个好的大学的行政人会将其主要精力放在能明显见效的事情上面，而只有一个就其本质而言的真正的教育家，才能眼光超越那些直接的好处。而这是可遇不可求之事。
因此，通识教育之路必然漫长而艰辛，一蹴而就或求全责备的想法，都不是现实的态度。当然，消极无为亦无法面临通识教育发展的起码要求。通识教育既需要坚韧不拔、持之以恒，亦需要制度创新及观念突破。
2005年6月的北京会议是一个开端，近来与通识教育有关的研究愈来愈多的面世（如北京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的“古典教育与通识教育丛书”系列），将推动有关通识教育的讨论与研究，而理论思考的充分，至少是有利于上述的实践难题的解决的。
（刊于2006年12月8日《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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