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的“西西里远征”
刘晨光 2006年8月
另外一些当代读者，从马基雅维里的学说，联想到了修昔底德；他们在这两个作者的身上，看到了共同的所谓“现实主义”，就是说，看到了对于神明力量的共同否认，或者对于正义力量的共同否认，以及对于严酷的必然性的共同敏感，与对于难以捉摸的偶然机遇的共同敏感。然而，修昔底德从来都没有质疑过高贵品第针对猥琐品第所拥有的内在优势，这种内在的优势，特别在高贵者被猥琐者所毁灭的时刻，尤其会焕发出夺目的异彩。因此，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遂在读者的心灵之中，激发出一种悲哀，而马基雅维里的著述，则从来都没有唤起过这种悲哀。
——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中文版，第467－468页
一 引言：“人性”与“运动”
无论是多么智慧之人，要认识一个民族的底色都非得竭尽自己的心力不可。认识一个民族的底色，就是能够看得清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大名鼎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篇不远处说：“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言下之意，他就是那个看得清古希腊民族甚至一切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人，因为正如他所言，“人性总是人性”，不因民族不同而有太多的区别。然而，他的永恒之书记述的却只是公元前431－404年间发生在古希腊民族内部的一次“运动”；而且，战争乃是人世之中最为剧烈的运动了，据他说，“这是希腊人的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总而言之，他力图使读者相信，他描写的是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一场战争，他生活所在的是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一个时代。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古希腊最伟大的哲人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在运动中表达一个最好的城邦，而修昔底德做到了，他笔下的城邦也许称不上“最好”，但是离“最伟大”却相去不远。
希腊民族本身在历史中经历了数番激烈的变动，离修昔底德最近的一次无疑是希波战争对于整个希腊世界的重新塑造过程，而其中影响最为深巨的又是雅典在战争中的崛起。正是来自东方帝国的波斯人的侵略，使希腊人不得不发展自己的海军力量，而对此最新的历史形势认识最透彻的是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他斩钉截铁并充满智慧地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在此之前，军事上最能代表希腊民族性格的是重装步兵，正如更早之前是骑兵一样。据法国著名的希腊文化研究者韦尔南说，从“骑士”时代到“公民士兵”时代的转变，标志着希腊美德从“狂热”到“节制”的转变，战胜对手、压倒对方的欲望必须服从共同体的秩序精神。在公元前7－6世纪之间，斯巴达人开始闭关自守，坚持全民从军的体制，最终成为一个由重装步兵组成的城邦。斯巴达人因其著名的淳朴尚武美德而成为希腊世界的代表：他们厌恶财富的炫耀，拒绝同外界进行任何商业或手工业的交往；他们禁用贵金属，后来又禁止使用金银制成的货币；他们停留在重要的思想潮流之外，不重视文学和艺术。但公元前500－449年之间与波斯人的外部战争改变了希腊世界内部的局势。雅典自前483年建立海军以后，就在海战中成长为一个海上民族，在打败波斯人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并凭借其超强的海军力量在事实上取代斯巴达而成为希腊世界的头号城邦。在这几十年的海战岁月中，雅典人的性格发生了关键的变化。后世的普鲁塔克总结前人的经验说：“海洋是民主的母亲，正如父亲之于儿子。”这用在雅典人身上真是合适：雅典从一个传统和封闭的寡头政体变成了一个“现代”和开放的民主政体，雅典人是出了名的活泼好动、充满激情、热爱冒险。
二 雅典的帝国主义腔调
希腊世界内部的力量格局的变动必然引起新一轮的较量，斯巴达在陆地上称雄，雅典在海洋上称霸，修昔底德记叙的这场战争实质上即是雅典和斯巴达为争夺希腊霸权而展开的斗争。据修昔底德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然而，就像在人类有史以来进行的任何战争中一样，战争双方都互相指斥对方是不正义的，在斯巴达较雅典为甚，在弱小城邦较强大城邦为甚。科林斯人为了刺激斯巴达人奋起担当“希腊世界的解放者”之角色，具体比较了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不同性格，并向斯巴达人总结说：“一言以蔽之，他们是生成不能自己享受安宁的生活，也不让别人享受安宁生活的。”在科林斯人看来，雅典正在试图奴役整个希腊。然而，正在斯巴达办事的雅典代表们在即席发言中并没有声辩雅典的行为是正义的。他们首先追述一番雅典人在希波战争中表现的勇敢、毅力和能力，然后说：“事务发展的实际过程迫使我们增加我们的实力，达到现在的程度：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害怕波斯，虽然后来我们也考虑到我们自己的荣誉和利益。”雅典人似乎在说，雅典之所以成为一个帝国，是形势所迫不得已罢了。但随后他们又说：“弱者应当屈服于强者，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同时，我们也认为我们有统治的资格。”言下之意，既然雅典已经强大并成为一个帝国，那么它就应该进行统治。
这种腔调的帝国辩护辞在另外两个场合得到重复。首先，伯里克利在雅典人开始厌战时说，帝国在自然本性上就像一个暴政，接受它被认为不正义，而放弃它又是危险的。仇恨只是暂时的，永远保存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是当前的显耀和将来的光荣。其次，在弥罗斯岛对话中，雅典代表们甚至不想为雅典帝国或其侵略行径的正义性做辩护。他们声称：“我们对于神祗的意念和对人们的认识都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范围以内扩张统治的势力，这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规律；这个规律制造出来之后，我们也不是最早使用这个规律的人。”有力量者统治无力量者，此乃天经地义之事。至于弥罗斯人诉诸神祗和正义的“希望”，雅典人鄙夷道：“希望，那个危险中的安慰者！”，因为“希望本性上是一个要付出很高代价的商品。”希望不是实力弱小的弥罗斯人凭借无辜而无用的言辞买得起的。但是，紧随光耀千古的伯里克利葬礼演说之后的乃是弥漫雅典的瘟疫恐慌，霸道十足的雅典人在弥罗斯对话后迎来的却是西西里远征带来的灾难。这在结构安排上不啻为修昔底德此书最值得注意的两处，它们一前一后还形成了对照，似乎暗示：骄傲者必受其挫，狂妄者必遭其殃。雅典周围的德尔菲神庙中的两句箴言不愧是希腊智慧的结晶：“认识你自己！”“不可过分！”但这是否同样意味着，雅典帝国主义实乃不义，并因此得到了命运和神灵的严厉惩罚？
三 历史书写的悲剧性
这是理解修昔底德的历史撰述的关键之处。关于瘟疫，修昔底德说，它在雅典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最开始发源自埃及，然后向北非和西亚各个地区传播。也就是说，瘟疫并非神灵因为发怒而在突然之间降临给雅典人的惩罚。至于西西里远征，就更复杂了，修昔底德竟然在八章之中花费两章来描写它，而且在它结束后不久，修昔底德没有把这场战争记述完整就歇笔了。值得一提的是，色诺芬的《希腊志》初看起来是接着修昔底德的笔触续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叙到前411年就停止了，而色诺芬“续写”到前362年，但两者的差异还是明显的。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有始无终”相较，《希腊志》更是“无始无终”，它以“从此之后”开始，也以“从此之后”结束。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据此解释说：“按照色诺芬，人事永远充斥了纠纷和混乱，我们所说的‘历史’无非就是一段或轻或重的混乱状态，所以，史家的‘历史’在何处开始何处终结纯粹是随心所欲。‘变态亦即常态’。……色诺芬这种混乱复混乱的‘史观’与修昔底德迥然不同。在修昔底德看来，史家史作的开端和终结是由诸如伯罗奔尼撒战争那样伟大的变动的开端和终结所赋予的。修昔底德史作的‘整全性’模仿了那场战争的‘整全性’。……两位大史家的根本差别在于，在修昔底德看来，在‘历史’的开端和‘整全’的开端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勾连；而这一勾连在色诺芬看来则是不存在的。”但无论如何，两者的书写都呈现了“历史”与“整全”之间的断裂，两者共同的“无终”表明，“历史”只是对“整全”的不完美模仿。但既然是对“整全”的模仿，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就应该拥有一个完整的结构，或者说，它是一出情节完整的历史戏剧，而“西西里远征”就是这出戏剧的高潮部分。修昔底德在第七卷结尾也就是“西西里远征”谢幕之时说：“这是这次战争中希腊人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照我看来，是希腊历史中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对于胜利者说来，是最光辉的一次胜利；对于战败者说来，是最悲惨的一次失败，因为他们是全军覆灭；他们的痛苦是很大的，他们的毁灭，诚如俗话所说的，是整个的毁灭，海军、陆军——一切都毁灭了。”言语之间充溢的悲凄怆然之情实乃修昔底德历史书写的基调。
如果把这场战争作为一出悲剧看待的话，“西西里远征”作为悲剧的高潮且自成一个完整部分，无疑是“悲剧中的悲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任何悲剧的发生本质上都源于悲剧主角自身的过失，或者说是在强大命运之下的性格和行动缺陷。那么，“西西里远征”的悲剧主角是谁？它犯了什么错失？这场战争自身在这两方面与“西西里远征”是否同一？
凡是让人产生悲剧感的故事都让人有“不该如此！”之叹，越多地读修昔底德的著作，就越少地感到雅典人的灾难是罪有应得的。最后合上这部著作时的心理，可能不是满足于正义得到了伸张，而是更可能感到悲哀。这一悲哀之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这样一种愈益加深的感觉，即雅典人的失败并不是正义的胜利，相反，正义本身存在于战争的主要受害者之中。雅典的失败并没有使弥罗斯人得到拯救，胜利的斯巴达人变得至少与雅典人一样富有侵略性。雅典人在希波战争中作为被侵略者成长为海上帝国，雅典的扩张引起的斯巴达人对雅典人的被迫开战，种种弱小属邦分别加盟双方的战争，斯巴达的意外胜利及其同样的武力压制，似乎都出于命运性的力量。施特劳斯在《城邦与人》中解释修昔底德的史书时，置于文章正中的两个标题是Dike和Ananke，正是强调正义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为修昔底德的主题。战争之中，在你死我亡的极端情况下，正义是如此脆弱。这不仅反映在雅典帝国主义者的霸道言辞之中，更反映在几乎所有参战者在战争的表现之中。与之相比，雅典人似乎还是属于较为正义的一方呢。
四 谁配得帝国爱欲？
“真的，在战争之处，斯巴达人把所有他们在海上所俘虏的人，不管是雅典同盟国的人也好，中立国的人也好，全部当作敌人杀死了的。”修昔底德稍微流露点情绪都是颇为难得的，却禁不住感叹斯巴达人的残忍无情。普拉提亚由于斯巴达对其所面临的来自邻邦底比斯的威胁漠不关心才被迫与雅典结盟，在被包围之后，普拉提亚人向斯巴达人祈求到：“你们应当使我们正义地感激你们，而不是让他们非正义地感激你们；不要为着满足别人的欲望而自己得着恶名。你们可以取我们的生命于俄顷之间，但是你们这种行动的恶名将永久不能被人忘记。”但斯巴达人还是屠杀了所有已经投降了的普拉提亚人，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底比斯人对普拉提亚人的蛮横谴责，而是，如修昔底德所说，为了取悦于底比斯人，因为他们认为在当前的战争中底比斯人对他们是有利的。后来，为了换回300来名战俘，其中100多人出身名门贵族，斯巴达同意签订了所谓的尼西阿斯和约，出卖了那些根据斯巴达领导人伯拉西达的慷慨允诺才起而反叛雅典的城邦。这不过两个例子，说明了雅典代表在弥罗斯对斯巴达人的指责并非无稽之谈：“在和他们自己以及和他们的政制有关的事务上斯巴达人是特别好的；谈到他们和别人的关系，那个事情说起来话就长了，但是我们可以简单明了地说，在我们所知道的人民中，斯巴达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所爱做的就是光荣的，合乎他们利益的就是正义的。”许多城邦都参加了攻打和保卫西西里的战斗，但修昔底德指出，所有这些城邦的行动一般并不是因为道义上的原则，或者种族上的联系，而是出于利益、需要或其它动机。
斯巴达之所以不可能成为一个帝国，根本上与它不具备一个帝国民族所需具备的性格有关。它在对外事务上的克制和谨慎，不是因为它爱好和平，本质上乃是因为它害怕内部大量奴隶的造反，但这本身仍是斯巴达性格的结果。科林斯人在比较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性格后对斯巴达人说：“你们整个生活方式，和他们比较起来，是已经过时了的。在政治上，也和任何手艺上一样，新的方法必须排斥旧的方法。当一个城邦能够在和平和安宁中存在的话，无疑地，旧式的方法是好的；但是当一个城市经常遇着一些新的问题的时候，它必须用一个新的方式去理解这些问题。因此，有各种各样经验的雅典，和你们比较起来，是一个远为现代化的国家。”这场战争中最具天才的人物亚西比德道破了帝国统治的崭新技艺：“这就是我们取得我们的帝国的方法，这就是所有的帝国取得的方法——勇敢地援助一切请求援助的人，不管他们是希腊人也好，非希腊人也好。如果人人不肯行动起来，或者援助的时候有种族的区别，那么，我们就很少能够扩张我们的帝国，更可能将有完全失掉我们的帝国的危险。”也就是说，与斯巴达不同，雅典抱负的无限性使其在对外事务中能够超越单纯利益的计较，并愿意为实现最伟大的目标而不怕牺牲，这恰恰证明了伯里克利所谓雅典不单纯计较私利的崇高优越性。在镇压密提林人的反叛之后，雅典人在愤怒情绪下想要处死全部男性居民，把妇女和未成年男女都变成奴隶，毁灭整个城邦，而非仅仅惩罚应该对反叛负责的人。但他们在情绪冷静下来后，便把这个问题拿到公民大会上重新讨论。最终，雅典人表现出宽容大度的品格，一国人民如此，这在战争期间是绝无仅有的事例。
但雅典人表现自己高尚情操的最辉煌事例却同时是雅典人最不节制的事例，即西西里远征。“每个人都充满了远征的热情。年老一点的人认为他们将征服那些他们将航行的地方，或者，有了这样大的军队，他们至少不会遭到灾祸了；年轻一点的人希望看看远地的风光和取得一些经验，他们相信他们会安全地回来的；一般民众和普通士兵希望自己暂时得到薪给和扩大帝国使他们将来可以取得永久的薪给工作。”几乎所有的雅典人都被一股伯里克利曾经呼吁过的强大爱欲和热情所虏获，但是修昔底德认为它们是过度的，和他们当时拥有的资源比较，他们对于将来所抱的希望也是过于远大的。伯里克利说过，如果雅典等待时机，并且注意它的海军，在战争中不再继续扩张帝国的领土，也不使雅典自身陷入危险境界，那么雅典将会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雅典人似乎忘记了自己对弥罗斯人的嘲弄“希望，那个危险中的安慰者！”，与其相比，雅典人对于帝国征服所抱的不切实际的梦幻式希望，更像是一个蛊惑和迷乱人心的美丽女人，那个把最后的恶留在盒子里的潘多拉。修昔底德说，事先没有人相信雅典人会如此固执。但即便西西里远征失败了，雅典人仍旧不失其为伟大。修昔底德不动声色地表达了自己的敬重：“他们大部分的舰队和其它军队在西西里丧失之后，雅典内部已经发生革命，但是他们还支持了八年，以对抗他们原来的敌人（这些敌人已经有了西西里人的增援）；对抗他们自己的同盟国（它们大部分已经暴动）；对抗波斯王子居鲁士（他后来帮助伯罗奔尼撒方面，以金钱供给伯罗奔尼撒人建造舰队）。”伯里克利所言不虚：“我们是自愿地以轻松的情绪来应付危险，而不是以艰苦的训练；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我认为这些是我们的优点。我们不花费时间来训练自己忍受那些尚未到来的痛苦；但是当我们真的遇着痛苦的时候，我们表现我们自己正和那些经常受到严格训练的人一样勇敢。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城邦值得崇拜的一点。”伯里克利的意思是，雅典人的美德乃是出于自然的天性，而非出于律法的教养。就伟大抱负和在逆境中坚忍不拔的精神而言，任何城邦都比不上雅典，西西里战役及其后果突出表明了这一点。
五 “雅典民主”的过失
但西西里远征的失败并非是被迫的、必然的、命中注定的，修昔底德展示了他是一位深谙偶然性的伟大教师。在这些偶然性的纷乱线团出现之前，也就是在追悼伯里克利之时，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西西里远征的失误不在判断上，而在于国内的人没有给予海外的军队以适当的支援。国内的人忙于个人阴谋，希图获得对人民的领导权，这让远征军失掉了动力；他们的不合，也让国家的政策发生紊乱。换言之，伯里克利葬礼演说中一再称颂的雅典人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和谐，也就是雅典人最值得骄傲之处，已经被其死后弥漫的私人野心和私人利益给破坏了。伯里克利时期，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在第一公民手中。但是他的继承人们，彼此都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想居于首要地位，因此他们采取笼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他们丧失对公共事务的实际领导权。本质上讲，西西里远征的失败，乃是雅典过度民主制的悲剧，“雅典民主”乃是悲剧主角。但是，如果还是伯里克利继续执政，他不会允许雅典人进行西西里远征的，也就没有最悲壮的帝国辉煌了。正如伯里克利死后的雅典民主已不同于前，年轻的亚西比德也不同于伯里克利。亚西比德的心中比伯里克利充满更为巨大的爱欲，而这爱欲与雅典民主下的雅典人的爱欲本身是一致的，这是与伯里克利时期不同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一致”了。而这种不同，也许就是人力无法左右的被迫性力量，也就是说，在“雅典民主”的背后还有一股它自身无法左右的力量催促着它走向毁灭。最终，在另一个不同意义上，“西西里远征”的悲剧似乎就是无法避免的了。
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实际上通篇都以斯巴达为对比的参照对象。斯巴达乃是靠习传律法维持的，并通过礼俗来培养公民德行；雅典人则拒绝从习俗意义上来理解神圣律法：伯里克利的演说吹嘘雅典人无需一个荷马，这似乎与修昔底德自己诋毁《伊利亚特》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现代”雅典人把自己的生活理解为是发乎本性、合乎自然的。普鲁塔克的论断无比惊人：雅典的存在是有违神法的！当代古典学者伯纳德特说，荷马生活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很久的年代，他的夸大部分是由于他对过去的无知，部分也是由于他必须彰显某些本身不清楚的东西；而修昔底德记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的顶峰，不同于以往的所有战争，它不需要任何不在行动自身之中的解释。这是史实第一次为自己说话，尤其因为它们的记载者是这些史实的同时代人，不必依赖任何推测。它意味着自我彰显，奥林匹克竞赛中的赤身裸体就是其象征。无疑，雅典人的西西里远征就是其帝国爱欲的自我彰显，而最懂得这种爱欲、最具有这种自我彰显本性的雅典人就是亚西比德。如果说伯里克利还是一个持守中道的雅典人，一个最为卓越的政治家，那么亚西比德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节制；但如果说亚西比德把雅典人的精神发挥到极致的话，那么伯里克利在天才禀赋上未必胜得过他。堪与他相比的，可能只有地米斯托克利了，而他们的结局似乎也颇为相似。
六 不像雅典人的雅典人
最不像雅典人的两个雅典人是克里昂和尼西阿斯。克里昂拥有斯巴达式的冷酷残暴性格，就是他力主雅典人处杀密提林全体男性公民，多亏了一个叫戴奥多都斯的人出言反对他才没有得逞。克里昂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有他性格的丑陋，他之所以是最为强劲的主战派，不是因为什么高尚的原因，而是为了借用战争来掩饰自己的丑陋。因此，在修昔底德笔下，他几乎是独一无二具有喜剧形象的人物。当修昔底德一笔带过他的死亡时，我们没有感到可惜和悲伤，他带给人的感觉除了一些厌恶之外，就是滑稽好笑。虽然这样一个家伙作起恶来也毫不含糊，但是雅典人早已把他的自负和大嗓门作为一个很开心的笑话了。最糟糕的是，庄严气氛在他讲演时荡然无存，他高声大叫，脱下长袍，拍着大腿，一面说一面乱跑。他对礼仪的蔑视和轻浮的举止，感染了那些制定国家政策的人，很快就把整个城邦搞得一片混乱。
克里昂当时最大的对手是尼西阿斯。尼西阿斯是伯里克利之后的雅典头号领袖，他在摆脱掉克里昂之后又迎来了亚西比德，他们实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很多好的药材，但也有不少致命的药草掺杂其间。”普鲁塔克借用《奥德赛》中的诗句来比喻亚西比德的天性，说其中同时并存向善和向恶的两种强烈倾向。而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说，雅典有三个最优秀的公民，他们对人民怀有一种世代相传的善良愿望和友谊，其中名列第一位的就是尼西阿斯。修昔底德在他死后发表了一句墓志铭式的评论：“他是最不该遭到这么悲惨的结局的，因为他是终身致力于道德的研究和实践的。”尼西阿斯在史书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修昔底德在叙述了他的七次行动之后才让他第一次发言，这是绝无仅有的。尼西阿斯是整个西西里远征事件中值得引起我们最深远思考的人物，不仅因为他的戏分最多，更因为通过他，修昔底德让我们看到了许多人世间的重要道理。施特劳斯说，正如同评价斯巴达人一样，修昔底德评价尼西阿斯时也是从对方的角度作出的，他的评论是精确的，但并非全面的。修昔底德说斯巴达在取得繁荣之时仍保持节制是无与伦比的时，并没有指出其节制及其真实性格的原因；同样，他对尼西阿斯的评论并没有揭示出，人的德行与其命运之间关联的真正意味。也就是说，在对具体人物或事件的评论上，修昔底德从来都是有所保留的；只有从整体来看，才可能把握修昔底德的全面教诲。与雅典人的远征同时，修昔底德也在暗里进行着自己的远征，他不多说任何不该说的话，让人事自行展示自己。真理尽在其中，但一旦你沾沾自喜，自以为得到了宝贝，就会发现修昔底德又已经走远了。修昔底德是与亚西比德一样合乎自然的雅典人，但他同样拥有伯里克利式的政治美德，把它用于自己的书写之中，因此，他只能从习传美德的角度说，尼西阿斯是个好人，他实在不该死。
七 虔诚与亵渎
尼西阿斯与克里昂一样，是对斯巴达的拙劣模仿。克里昂呼吁雅典人像斯巴达人一样对法律无保留地服从，以使雅典人消灭密提林人的决心更加坚决；尼西阿斯则依靠一种隐蔽的斯巴达“神学”，以说服雅典人和他自己相信仍有改变命运的可能性。然而，正如修昔底德所特别指出的，斯巴达的军事训练“不是为了神”。与怀抱不切实际的远大希望的雅典人相比，尼西阿斯是最不会希望的人，对他来讲，或许最值得切实关心的是他的犯了肾病的肉体和财源滚滚的银矿。他开始并不赞同远征，但他试图劝说雅典人放弃的演说反而坚定了他们的信心，使远征因为多派了更多人而损失更大。他本来不应该出任将军之职的，但他还是接受了。他到达叙拉古本应该马上进攻，亚西比德就主张速战速决，但他竟像旅游观光一样绕西西里岛航行，不仅延误了时间，更摧残了军心、挫伤了士气，使叙拉古人对雅典远征军的态度由恐惧转为轻蔑。他的拖延缓慢似乎不可救药，他的优柔寡断近于愚蠢，虽然也有些小小的胜利，但他不认为来自于军事上的考虑和士兵们的功劳，而只有感谢神灵。一旦行军打仗顺利无虞，他就认为是神的帮助，就像他的银矿发了财要祭拜神灵一样大展虔诚，这个时候他行动起来似乎还像回事儿。可是困难出现，他立马转变态度，剩下的只是病态的孱弱和老态的谨慎，似乎海上行军千里只是去为了等待敌人的进攻。他还生活在古老的陆地时代，海洋帝国的风范他难以沾边，浑不知海军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机动、灵活、富有成效的进攻，这在雅典人已成常识。等到雅典海军的优势丧失殆尽，连统领援军的德谟斯提尼都无能为力、主张返航时，尼西阿斯却宁愿死在敌人手里，也不愿死在雅典人手里，因为他素知雅典人习性，害怕因领导无方而遭受放逐或被处死刑。这使那么多雅典人陪着他的“自私”一起死亡。要是他们赶快跑，或许损失不会如此惨重，但仅仅是月食就又把雅典人搁置下了，因为尼西阿斯过于相信占卜之类。一个将军竟然如此迷信，可谓空前绝后，叫人笑掉大牙。在逃路无方、陷入内陆的灾难后，尼西阿斯竟然变成了一个所有人中最会希望的人，并试图用此希望来鼓舞士气，但它如此没有根基、如此空洞虚幻，是纯粹弥罗斯式的，说是“祈祷”或许更为恰当。尼西亚斯置身战场似乎更像在祭神坛之前。但这是无济于事的，在对雅典人于毁灭之时遭遇的巨大痛苦的描绘中，修昔底德展示了他最为悲悯的史家情怀。通过西西里远征中的尼西阿斯，修昔底德深刻表明了一个道理：习传美德不同于一般美德，经不起西西里远征这一极端特殊情况的考验。习传美德是靠不住的东西，因为它依赖于“希望”，并部分地被这些希望所引导，而这些希望除了对习传美德自身的信仰以外没有任何其它的基础。尼西阿斯对习传美德保持无比忠诚的最终目的，是希望确保他的安全或声望。对个人安全的盲目希望，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个人的死亡及其城邦的灾难。
或许尼西阿斯是无辜的，但他作为一个虔诚的人与作为一个出色将军之间的矛盾却昭昭无遗。他对神的虔诚要远远高于一般雅典人，他本不应该参与这一爱欲勃勃的远征行动，因为与他的天性太过不符。如果亚西比德不被召回受审，西西里远征仍有胜利之望，再也找不到展示他的卓越天性的更好机会了。但他偏偏不能在这场爱欲行动中发挥自己的才华，而他最可能被控的罪名又偏偏是渎神。不够虔诚的雅典人控诉亚西比德不虔诚，这看似一个悖论式玩笑，却是最悲哀不过。在一个充满转折和变革的时代，人民已经对习传礼俗不再抱有虔诚而坚定的信念，但他们还是生活在其流风余韵之中，容不得过度的越轨之人，尤其是看起来天性长满毒草的天才人物；但他们自己无时无刻不在破坏着传统美德本身，日益走向败坏而不自知，反而嘲笑真正由习俗养成的美德之人迂腐、僵化、顽固，仿佛自己才是最现代的文明人似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遭遇这种情形的肯定都不是雅典人，但雅典人确实遭遇了这种情形。他们在纷乱迷惘的时代中也许根本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连智慧的苏格拉底拿他们都没有办法，只好在被判死刑后为自己申辩时无奈地说：“我去死，你们活，谁的选择好，唯有神知道。”然而，令苏格拉底充满爱欲的亚西比德却逃过了一死，至少不像苏格拉底一样死在雅典人手里，当然，苏格拉底的正义或者不如说温顺也不是他所能比的。但讲到亚西比德被召回国时，修昔底德插入了一段关于僭主和爱欲的叙事，这实在大有意味。
八 私利与公益
雅典人很久以来就对僭主统治怀有病态的恐惧，总是对他们怀有最大的不信任。然而，修昔底德通过讲述阿利斯托斋吞和哈摩狄阿斯刺杀僭主的勇敢行为，试图证明，“雅典人也和其它的人民一样，对于他们自己的僭主和他们自己的历史事实是没有正确的知识的。这两个人对僭主的怒火，一个因为爱情和嫉妒，一个因为尊严受到伤害，总之，不是源于什么公共利益，而是完全出自私己性的情感或者利益。事实上，修昔底德曾在此书开篇的“希腊考古”部分说，僭主们总是考虑他们自己，他们个人的安全和他们自己家族的荣耀，因此他们的政府的主要政治原则是安全，没有值得提及的成就。但他在这里却又表示，庇西斯特拉图家族的僭主们长期以来的行为，表现了他们的政策有高度的原则和智慧，他们遵守各种习俗伦理，特别是宗教仪式。小庇西斯特拉图对城邦和神灵就表现出有名的正义和虔诚，有铭文为证：“希比亚的儿子庇西斯特拉图树立这个职位纪念碑，在彼提昂的阿波罗神的圣地上。”阿利斯托斋吞和哈摩狄阿斯的爱欲行为本身是对神圣律法的违背，其愤怒和阴谋乃为了私人利益而破坏了公共利益，但此事发生以后，僭主统治对雅典人就是更难以忍受的压迫了，因为僭主们确实也更加开始害怕了，更加顾虑私人安全而非城邦正义了。伯里克利大力赞颂的雅典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其实很少是现实，除了正义和必然之间的二元性外，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二元性也是修昔底德有意通过叙述展示出的。
倘若西西里远征在亚西比德的指挥下获得成功，他确实很可能成为僭主，但这是雅典民主本身应该接受的冒险代价，它也是来自必然性的强迫而已。但雅典人对亚西比德的指控看似虔诚，实际乃是出于私己利益的考虑，隐藏在对赫尔墨斯神像破坏的粗暴反应背后的，乃是对亚西比德成为僭主的恐惧。他们希望西西里远征为帝国带来荣耀，其中也是暗含着更多的个人考虑。帝国本身在性格上就像个僭主，但雅典人却既害怕帝国扩张可能带来的僭主统治，又要追求光耀千古的帝国事业，正是个人利益的考虑使其自相矛盾，他们的各种欲望向来互相撕咬。亚西比德自身的天分无可怀疑，但他最大的失误乃是没有去试图让民众理解自己，他演说中的飞扬跋扈和不可一世形象实在鲜明极了。但考虑到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又何曾试图让民众理解自己，他的这项过失也就可以原谅了。其实，在亚西比德和民众之间还有一群人，正是他们试图破坏亚西比德和民众可能建立的良好关系，他们就是为数不少的煽动蛊惑家，亚西比德的敌人。他们对雅典领导权的个人野心使其无比嫉妒亚西比德，非要置之于死地不可。他们关心自己的利益大大强于城邦的利益，他们把城邦内部搞得乱七八糟，却不关心西西里远征的雅典军队的死活。这些人中肯定有一些来自过时的老派寡头统治者，他们想在民主制下老而不死、死而不僵，当然还有民主制下新生的不少天赋平庸却欲望强烈的家伙，他们最拿手的就是迎合民众欲望，进而扰乱人心。就像尼西亚斯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的肉体、财产和虚荣一样，雅典已经不是伯里克利的雅典。
此外，即便是亚西比德，对什么是雅典城邦的公共利益的判断也可能发生失误，否则他那与雅典民众的爱欲一致的爱欲为何不得挥发？这正如雅典民众对什么是自己的私人利益判断失误一样。亚西比德的任性胡为，使他自己并没有成为他所谓的三种类型人中最优秀的深思熟虑者，至少不够；他更多的是随时随处都可应景施展的阴谋诡计，他实在是极其狡猾的，但这并非最高明的智慧。
九 戴奥多都斯的智慧
那么，修昔底德笔下最智慧、最具有判断力的人物是谁呢？这就是在全书中仅仅出现过一次的戴奥多都斯。他看起来不像是政治家，但对雅典政治生活唯一的一次介入却表现得相当纯熟。他成功地说服了雅典人以相当人道的态度对待一个附属盟邦，从而维护了雅典帝国。他的讲演文雅优美，在修昔底德著作中洵为罕见，似乎反映了修昔底德本人的特点。
雅典人及其伟大领袖都希望缔造不朽的帝国荣耀，但既然自以为高尚，就不能无顾比如弥罗斯人的谴责，欲加统治，就要为自己辩护。雅典人的理由是利益，或者自私本性。但既自认高尚，雅典人的帝国爱欲必然遭受的风险和牺牲，就是为取得帝国荣耀值得付出的代价。雅典人是如此认为的，这就与他们出于利益的辩护相矛盾。自私本性没有为超出自身利益的崇高、优越事物留余地。受帝国爱欲驱使的西西里远征，从一开始就是与纯粹的利益算计不符合的。因此，雅典人的最后观点应该是：没有超越自身利益的高尚。
克里昂相信强力，试图说服雅典人完全服从法律的决定，而称那些自以为比法律聪明的人，不是因为虚荣，就是因为受贿，总之，源于牵涉自身的利害关系。他的发言一大堆，其实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在讨好雅典民众和掩饰自己卑劣之时，目的无非就是要毁灭密提林人。戴奥多图斯的发言必须首先使雅典人相信他的发言不是出于个人利害关系，否则肯定不能赢得成功，因为他深谙雅典民主政体必定怀疑发言者的个人动机，克里昂就是利用了这一点进行攻击。他首先为城邦的三思而后行辩护，直接羞辱克里昂，并说对发言者的任意怀疑只能促使公民不愿真诚说出自己的良好意见，只有坦率忠言才对城邦最为有益。但是，他接着坦率地说，在雅典，没有人能够公开地做一件好事而不需要耍弄欺骗手段的，公开的爱国行为反而容易被怀疑为图谋私利。这是戴奥多图斯深谙雅典性格的直言，他告诉雅典人他要欺骗他们。因此，他声称不考虑正义问题，而只是考虑利益问题。但他巧妙地提到人的天性问题，说人天性就有越轨违法倾向，任何法律或惩罚的威胁都无法禁止。“希望和贪欲到处都有；贪欲在前，希望跟着来；贪欲产生计划，希望暗示计划可以成功。”迫于自然的情欲，我们身不由己地去追求最强烈欲望着的对象，所抱的希望无论多么愚蠢都是被迫而非有意的。正是通过阐明越轨的不可避免性，他启发了雅典人的宽容心，重新唤醒甚至加深了他们的温和情绪，以此让雅典人接受：杀死大多数密提林人是不正义的。直接说正义与雅典人自身的利益一致是不明智的。克里昂已经唤起愤怒情绪，说屠杀不正义更会使他们怀疑，不是从雅典利益而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他只是假正义或人道之名而行出卖城邦之实。城邦如此不信任发言者，戴奥多都斯就必须首先尽力赢得信任，只好假装对正义不关心了。
但戴奥多都斯走得更远。他还骗取我们相信了他隐微的关心乃是对正义的关心。既然说越轨乃人的天性，法或正义就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了，即使有时恪守正义是有用的。他明确把雅典为帝国辩护的观点用于个人，所有其它讲演者都没有做过，从而表明他关心的是什么。他明确指出，利益的至上性实际上是有别于城邦利益的个人利益的至上性。正如没有比利益更重要的一样，对个人也不存在重于其自身利益的东西。由此可见，雅典人怀疑发言者主要被其个人动机驱使，是有充分根据的，戴奥多都斯本人就证明了这一点。最终，他最为真实的意思乃是，他不认为关心城邦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才被迫说谎，只是他没有说出这种不同于城邦利益的个人利益是什么。但既然他对城邦事业采取批评态度，他就不大可能仅仅满足于政治生活带来的奖赏，他并不把对他人的统治及其成果看作个人的最终利益。他掩饰了关于个人利益的积极思想，缄口不谈什么是对个人而言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正与修昔底德相同。
十 真理与律法
修昔底德书中唯一一次提到哲学，是在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赞美雅典人对“美和智慧”的热爱时，但伯里克利要说的是雅典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但是伯里克利不了解哲学思考本身的弱点，被对哲学的特殊爱欲驱迫而行的人，除了献身于对政治和道德问题的严肃思考，还会从此出发考察和探究各种信念的真理性问题，从而最后转向把哲学思考作为他们的最终利益。修昔底德所具备的精神力量肯定使他成为一个能够接受这种精神驱迫的人。苏格拉底从“哲学”到“政治哲学”的转向乃是“第二次起航”，修昔底德的“历史”中包含的“政治哲学”思考则是他个人的“西西里远征”。在叙述雅典人在帝国爱欲的驱使下进行的西西里远征及其痛苦结局时，修昔底德最大程度地展示了政治生活内在的局限性及其固有的悲剧性格，从而完成了他在个人对“探究真理”的爱欲催促下完成的“爱智”的“西西里远征”。正因为如此，不管他叙述的政治生活是崇高伟大的还是恐怖丑陋的，是激动人心的还是令人怆然的，他的文笔中充盈的气息和语调，都是宁静而明晰的，公允而仁慈的。
修昔底德本人也是雅典这块土壤才能结出的甜蜜果实，只有雅典才为人的独特个性和才能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舞台，只有雅典才显示了科学和艺术的繁荣昌盛，为人类的精神领域贡献了那么多的天才人物和作品。西西里远征中被囚的雅典战俘，有一些竟然靠背诵欧里庇得斯的诗句而得以存生，叙拉古人是如此热爱雅典的这位诗人，而雅典人是如此感激诗人的救命之恩。因此，伯里克利所说的“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所言不虚。叙拉古的赫摩克拉底乃是当时极少数配得上做亚西比德对手的人物，他对此理解得就颇为深刻。叙拉古人的海上胜利，固然是雅典的失败，但却是雅典精神的胜利。传统的城邦比如斯巴达的教育乃是畜群的教育，斯巴达的性格就是整齐划一，它整个城邦显示的德行要远远超过具体个人。我们总是笼统地说斯巴达人如何如何，但很少记得起几个天才的斯巴达人的名字。修昔底德的书中提到的斯巴达人的演说辞也极少，这固然与他们出了名的沉默寡言有关，但也与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卓越的才能好在公共舞台展示有关。波桑尼阿斯乃是与地米斯托克利同时并称希腊世界的人物，但他被斯巴达人同胞视为模仿外国生活方式，不尊重传统礼俗。修昔底德笔下唯一展示了巨大个人天才的斯巴达人是伯拉西达，他是克里昂的战场对头。但克里昂是借用战争来掩饰自己的丑恶，伯拉西达乃是借用战争来展示自己的卓越；克里昂性格上更近于斯巴达人，伯拉西达则像个雅典人。事实上也是如此，修昔底德在流亡期间就与伯拉西达成为了好朋友，伯拉西达是他最不吝啬笔墨给予赞美的斯巴达人。
但世上有多少人能够像地米斯托克利或者亚西比德那样，无论在哪里都能无拘无束地展示自己的伟大天才呢？最为出色的雅典人不是很可能被自己的城邦给放逐或者判处死刑吗？城邦与人不是完全等同的。修昔底德的帝国考古中的一个主题是希腊的蛮族起源，而整部著作的另一个主题则是希腊的重新野蛮化。深切体味希腊神圣精神的伯纳德特说：“无论一样东西、一个地方、一种习俗还是一种献技，只要是庄严神圣的，就是诸神的担保，人将因此永远不会完全受必然性左右。人们将永远不必把留给神的东西拿来给自己用，或者忽视本应由神做的事情。”伯罗奔尼撒战争却正是必然性的显示。比如科西拉内战爆发的一个迹象，就是把庄严神圣的事情扭曲为派别利益。对野蛮性的限制，也就是通常所理解的人性，不是依赖于自然，而是依赖于一种具体的虔诚，即对神性的具体理解。因此，庄严神圣的事情并非最好不要有的野蛮族群的习俗残余。希腊不等于地米斯托克利式的天才人物，庄严神圣的事情乃是希腊自身力量不可替代的源泉。因此，雅典帝国爱欲的普遍精神与它自身的基础相冲突，便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了。抛弃庄严神圣的事情，并没有像伯里克利相信的那样，引向对公共的利益和善好的完全关注；相反，它引向了对个人的强迫、控制和奴役。无论希腊人所分享的对美的爱到何种谁也不清楚的程度，这种对美的爱都与法律不可分割，它是神圣而美好的。
十一 结语：修昔底德的航行
公元前424年，三十岁出头的修昔底德当选为雅典将军。公元前424－423年间的那个冬季，伯拉西达袭击安菲玻里城的时候，他正指挥七条雅典战舰驻扎在塔索斯。驻守安菲玻里城的攸克利将军求援于他，他驶往救援；虽然打败了伯拉西达的军队，救了爱昂，但是他终于没有来得及挽救安菲玻里。安菲玻里城的失陷，主要是由于攸克利的疏忽，但是他后来并没有收到惩罚，而修昔底德却因此遭到放逐。修昔底德对此事没有做任何辩护。由于遭到放逐的罪名不是普通的疏忽职务之罪，而是叛逆罪，修昔底德不能呆在雅典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否则就有被逮捕的危险。他的一部分时间在色雷斯度过，他在那里编写他的历史著作，还与原来的敌手伯拉西达成为了好朋友。他对伯拉西达的推崇仅次于伯里克利。他在伯罗奔尼撒各地游荡，并亲自航行到了西西里。直到公元前404年以后不久，他才在度过二十年的流亡岁月后回到雅典。他的晚年有一部分也是在色雷斯度过的，很可能也死在色雷斯，不到六十岁。
修昔底德勿庸置疑是一个好公民，他从不因为雅典对自己的不公而丧失对它的热爱，他在著作中表现出的爱国热情有目共睹。他当然也毫不犹豫地批评过雅典，但那同样源于热爱，何况他的批评是公允而慈悲的。对于修昔底德的流亡生涯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朝向未知世界以探究真理的航行，我们却有幸一睹风貌。在这次大胆的航行中，修昔底德发现的真理就是：人没有能力发现真理。换言之，人无往不在希望之中。他的历史书写以波斯将军替萨斐尼在希腊边城以弗所祭献希腊女神阿提密斯而突然终结。他在篇首声称这场战争的伟大体现在它波及了“希腊人”和“野蛮人”，那么，这个不是结尾的结尾或许表达了雅典的公民、希腊的儿子修昔底德的光荣梦想或者说“希望”：“野蛮”被“文明”所归化。但正如修昔底德的智慧诞生于绝望中的冷静，他的希望只是表达了他的虔诚。即便历史的实际进程未必如此，雅典文明反而沦于野蛮化的境地，但他仍值得称道。施特劳斯在《城邦与人》中谈论修昔底德时，以“什么是神？”的问题终结，另外还有专文论述修昔底德著作中的神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或许才是修昔底德最后的教益。“神”正存在于“历史”之中，修昔底德正是看得清希腊民族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智慧之人，他的“西西里远征”是对城邦充满虔诚和热爱的。
参阅著作：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e Complete Hobbes Translation, Chicago Uni. Press 1989
[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地米斯托克利传>，<伯里克利传>，<尼西亚斯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apter III：On Thucydides’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Chicago Uni. Press 1964
Leo Strauss: Studies in Platonic Plitical Philosophy,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Gods in Thucydides’ Work”, Chicago Uni. Press，1983.
[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李天然等译，《政治哲学史》（上），〈第一章：修昔底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刘小枫主编:《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的《城邦与人》>（伯纳德特作），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林国华：《诗歌与历史：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修昔底德的帝国回忆>和<历史指令哲学>，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
林国荣：《君主之鉴》，〈为海战声辩〉，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
载《希腊四论》，华东师大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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